云南人民英雄紀念碑 記者 楊崢 攝
70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0日，“立秋”第3天，悶熱的天氣開始涼爽下來。
傍晚8時，昆明寶善街、曉東街、南屏街上3家電影院已經客滿。
電影開場一半，銀幕忽然黑了，半分鐘后，突然打出幾個醒目的幻燈字幕：“日寇已無條件投降！”
霎時，全場歡聲雷動！
影院中互不相識的觀眾彼此握手祝賀，有的興奮地把帽子扔向空中，人們爭先恐后擠出大門，沿街奔跑狂呼：“日本投降了！我們勝利啦！”
此刻比重慶國際廣播電臺11日凌晨2時正式發布日本投降的官方消息早了數小時。
據說，最早獲知這個消息的是在昆明的美國新聞處和中央通訊社昆明分社，得到從舊金山傳來未經官方證實的廣播消息時，該社立即用電話通知各影院和各報館。
這個夜晚，抗戰勝利的消息迅速傳到市區的每一個角落，馬市口國際照相館樓上，四盞水銀聚光燈照著街心亮如白晝，幾條大街人頭攢動，越來越多的人們加入游行隊伍歡呼“勝利”，逃難而來的人們相擁痛哭：“我們可以回家了！”
昆明，云南省會城市，抗戰八年，從西南邊疆重鎮走進中國全民族抗戰歷史舞臺的中心，從西南大后方和戰略基地演變為反法西斯太平洋戰場和東方戰場兩大主戰場戰略結合部的中樞，在這里“分國憂創苦難輝煌”，其歷經艱難困苦和建立豐偉功績堪為世界矚目的“抗戰之城”、“英雄之城”，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背景中書寫了近現代史上璀璨的一頁。
【講述】
云南師范大學教授 云南近現代歷史研究會會長 吳寶璋
在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內國際形勢的巨變把地處中國西南邊陲的云南推到了空前重要的戰略位置上。云南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用三個詞、九個字來概括，即“大后方、結合部、最前線”。這三個定位決定了作為省會城市的昆明是中國抗戰時期大后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重要中心城市之一，是國際大通道的重要樞紐和門戶城市，是太平洋戰場和東方戰場結合部的軍事指揮中樞，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舞臺，稱其為“抗戰之城”、“英雄之城”是當之無愧的。
【浴血榮光】 1937年10月5日，昆明市東南郊巫家壩操場隆重舉行誓師出征大會。
旗幟飄揚，氣象莊嚴，60軍軍長盧漢鄭重宣誓：“以犧牲的決心，做破釜沉舟的抗戰。”
這一天，10萬民眾參觀誓師大會，軍民高呼：“盧漢在前面打！打！打！打！60軍在后面殺！殺！殺!殺！”人們“鵠立戶前，目炯炯以送軍，愿我三迤大地，戰勝歸來，悲憤之氣，溢于眉宇。”
14歲的李慶榮當時親眼目睹了后來史稱“巫家壩誓師”的真實場面，民眾愛國熱情之高，軍隊殺敵意志之堅，在少年心中刻下深深烙印。如今已92歲的李慶榮語言表達有點吃力，仍然不停地比劃60軍戴著法式鋼盔，裝備先進，意氣風發出征的形象。
抗戰八年，昆明市民熱血沸騰舉城出動，為軍隊出征壯行助威，為陣亡將士慟哭祭奠，為前線獻血籌款籌衣糧，為抗日救國爭取民主游行吶喊，已經不可歷數。自1937年7月7日起，昆明乃至全省人民就把自己的命運緊緊和正在前線與敵寇生死搏斗的軍民融和在一起。
1937年8月8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前往南京出席“國防會議”，對新聞界發表談話：“當盡地方所有之人力財力，貢獻國家，犧牲一切，奮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這一番講話正式表明云南軍民絕不以地理隔絕而茍安，決心參加全國抗日戰爭，“以一隅而荷天下之重任”。
昆明無疑即刻成為帶動大西南后方“將人力物力貢獻國家”的中心，當時的《云南日報》為這座曾發起過護國運動的英雄城市吶喊助陣：“當繼續護國的光榮前進，在戰爭中爭人格，爭國格，不負時代，不負民族。”
征兵參戰，昆明市民踴躍報名。有報道記載：“在征調期間尚有自動請纓，踴躍入伍之舉，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一句，以此致敵，何以不摧？”
捐款捐物，貧瘠的邊疆城市多次一鳴驚人。昆明市 “七七獻金”活動聞名全國，據昆明市抗日救亡團體不完全統計，1939年“七七獻金”日收捐款1.6萬元，1944年為600萬余元，1945年為3000萬元。東陸醫院院長曲煥章一次捐給60軍百寶丹3萬瓶，被前線將士視為“救命丹”；一位姓馬的搬運工人，每年“七七獻金日”都把一年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悉數捐獻。當時昆明大小報紙爭相以“老馬昨天又獻金若干元”鼓舞士氣；昆明商會會長楊西園回憶，1941年全國發起捐款購買飛機抗日，云南以昆明為主共捐出飛機30架，名列全國第一；1944年，中國第一個血庫在昆明建立，昆明廣泛開展獻血活動……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昆明市博物館副研究員丁學仁至今珍藏著父親丁民安抗日獻金的獎品——一枚由云南微刻書畫家陳守仁捐贈的象牙印章，上刻陳守仁先生所作一首滿江紅：“復故土，伸天討，斬樓蘭，凌煙表。拼上焦家毀，誓將倭剿……”丁學仁告訴記者，做木匠的父親視這枚象牙印章為傳家至寶，“因為這枚印章最能代表昆明老百姓不甘心做亡國奴的血性和骨氣！”
【講述】
著名二戰歷史研究專家 戈叔亞
八年抗戰時期，昆明是中國保持對外聯系并獲得外援主要的甚至一段時期以內還是唯一的門戶城市，同時也是防御日軍從中南半島北犯中國的屏障和堡壘，為御敵于國門外、為保障中國戰略物資通道安全，昆明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然而也在這個災難深重的時期，北方大撤退和國際援華物資以及人員進入昆明，使得昆明獲得短暫、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抗日烽火鑄就一座歷史文化名城發展的黃金時代。
【苦難輝煌】 昆明西市區眠山腳下豎立著巨大的滇緬公路紀念雕塑碑。從人民西路上行，遠遠就被這組群體雕塑吸引。浮雕摸上去粗糙冰涼，卻承載著云南人民精忠報國的光榮和偉大。
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的動脈，戰時更是決定勝負的重要條件。8年抗戰，昆明始終是全國對外聯系的門戶城市，連接著滇越鐵路、滇緬公路、“駝峰”航線和中印公路4條陸、空運輸線以及中印輸油管道，這些分別是抗戰不同時期維持全國對外聯系的主要國際通道。據悉，1939年初到1941年底，通過滇緬公路共運到昆明的物資達22.15萬余噸；從1942年5月到1945年8月，中美兩國飛機飛越駝峰航線8萬架次，從印度運到昆明的物資達70多萬噸；1945年2月至8月，通過史迪威公路運進昆明物資8萬多噸，汽車1萬多輛；1945年2月至8月，通過中印輸油管道向中國輸送油料20余萬噸。然后，這些抗戰物資通過貴昆公路、川滇公路，從昆明向川藏、黔、桂運送，進而運向內地支持前線……
當中國與國際聯系僅剩下滇緬、滇印這個通道之后，昆明的命運與中國抗戰的命運息息相關，這唯一通道上的唯一大城市，便成為日本法西斯誓必摧毀的重要戰略目標。在無法進行地面進攻的情況下，從1938年至1944年，日本陸海航空部隊聯合對昆明進行了長達6年之多的狂轟濫炸。據《云南防控實錄》記載，昆明共發出警報232次，日機入侵昆明市上空142次，共投炸彈3043枚，死傷無辜同胞3530人，制造了“9·28慘案”、“交三橋慘案”，城市百孔千瘡，彈坑累累，李慶榮老人至今對“跑警報”的惶恐歲月耿懷于胸……
然而，正是這些每天“跑警報”徘徊生死線的人們，時刻縮衣節食的人們，以驚人的毅力和極大的吃苦耐勞精神，完成了民族和國家賦予的重任。當時住在昆明的沈從文先生有感而發：“為戰爭背后還有個莊嚴偉大的理想，使我們對于憂患之來，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
美國新聞記者用細微敏銳的目光深入觀察當時昆明各個社會階層，“沒有任何一座中國城市像昆明這樣如此完整地暴露在西方觀念之下”，生存于戰火中的昆明民眾忍受無限艱難的偉大，絕不向苦難低頭的堅毅，令世界動容，也成為盟軍判斷東方大國抗戰意志和命運的重要渠道。
昆明人民在沉默中創造近代史上的苦難輝煌。
在昆明市盤龍區茨壩街道辦事處昆機集團內有兩幢黃色小門樓，磚木結構，小巧對稱，青瓦屋檐飛起的拱角說明這不起眼的建筑已經有些年代。
正是這遺存下來的小門樓，見證了作為抗戰后方機械工業之冠的中央機器廠創造了中國工業史上的諸多第一。
據國民政府1940年《經濟報告》統計，以昆明為中心的云南戰時工業生產企業在西南八大工業區名列第三，除了名聲顯著的中央機器廠以外，當時昆明有工業生產企業80家，形成了海口、馬街、茨壩、安寧四大工業區，創造出中國第一根電線、第一架望遠鏡、第一輛組裝汽車，第一架飛機，第一座電力爐等許多“中國第一”，生產出飛機、槍彈、炸藥等大量軍工民用產品，極大地支援了抗戰。
此時，全市人口已由戰前的15萬人增加到30萬人，國際交通樞紐地位確立，各種物資集中，昆明市工商業加速發展，外貿達到空前繁榮，銀行林立的南屏街被譽為“昆明華爾街”。
此時，昆明與重慶、桂林稱為抗戰時期中國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私立中法大學、國立藝專、國立同濟大學等十余所院校先后遷昆，一時間文學、教育、藝術名流薈萃。尤其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而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南遷昆明，對昆明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進步及社會變革產生了深刻影響，愛國、民主和科學精神在此有力傳播，沖擊黑暗政治和舊文化習俗，鼓舞士氣，被稱為“當時世界上一所沒有任何圍欄時代最好的大學”，也同時被視為“昆明城市化歷程中的一個奇跡”。
【講述】
云南民族大學教授 云南著名歷史學家 謝本書
抗日戰爭中，昆明是全國省會城市中表現特別突出的一個城市。時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龍云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在中共云南地下黨組織的影響下，堅定抗戰決心，積極主動組織和領導云南抗戰，率領云南人民書寫下中國抗戰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廣大愛國民主力量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同努力，使昆明成為抗戰大后方的民主堡壘，有力地支持抗日戰爭的進展。
【民主堡壘】 去年以來，一本名為《中國，被遺忘的盟友》風靡全球，這本書讓世界再次重新認識和審視二戰時期的東方戰場。在書中，作者——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以很重的語氣說到昆明：“戰時最自由的共產黨活動中心當屬西南地區的云南省會昆明。西南聯大，由北大、南開和清華這三所中國最好的大學在流亡期間組成的學校就是激進思想的溫床。”
這段話再次有力證明了昆明是全國抗日救亡和民主運動的重要舞臺。
“朱德曾寫信鼓勵龍云，幫助他清晰地看到中國的希望，堅定抗日決心。當時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骨干成為省政府秘書，也間接地向龍云宣傳了中共團結抗戰的主張，龍云接受了中共南方局向他提出的十條意見。”謝本書在《龍云傳》里寫道：“龍云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化下，走上抗日反蔣和支持民主運動的道路。”
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民盟的積極配合下，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進而昆明抗日民主高潮迭起，先后發動了“倒孔運動”、“紀念抗戰七周年時事晚會”、“雙十節民主集會”、“護國運動二十九周年晚會游行”等，以堅持抗日、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為主題，聲勢一浪高過一浪，影響不僅覆蓋全省各地區，甚至輻射到重慶、貴陽、成都等地，喊出了“跟著昆明的巨浪前進！”
1945年5月4日，昆明青年冒雨到云南大學操場上舉行盛大集會。大會發出通電，號召全國愛國民主力量“團結起來，在‘五四’的大旗下，以更大決心和努力，為民主而奮斗！”由昆明各族各界群眾10萬人舉行的示威游行，展現出昆明這個“民主堡壘”堅不可摧的巨大力量，把云南以昆明為中心的愛國民主運動推向了新的高峰。
【講述】
云南師范大學教授 云南近現代歷史研究會會長 吳寶璋
2013年12月5日，圓通山兩座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緬甸戰役中國陣亡將士紀念碑”和“第五十八軍滇西戰役陣亡將士紀念碑”恢復工程正式驗收。當時看著這兩座紀念碑碑體上金色大字在太陽光下閃光，我不由心生感慨：“這兩座碑是歷史文化名城昆明的閃光點，恢復這兩座碑，也就恢復了昆明的一段光榮歷史。”
【歷史名城】 昆明市是全國最早被命名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尤其是作為“抗戰之城”“英雄之城”的昆明，散發著一種傳奇的氣息，抗戰勝利堂佇立風雨數十年，西南聯大“三絕碑”聞名天下，飛虎隊總部大樓還在仰望藍天，冰心“默廬”以滄桑姿態靜默……每個抗戰遺址都記錄著那段熱血澎湃的歷史，還有每一位老昆明，或許都能告訴你一段與抗戰有關的故事。這浩瀚如煙的歷史痕跡，我們怎能錯過？
我省著名漫畫家李昆武描繪的抗戰漫畫作品《傷痕》即將再版，這本書被法國著名漢學家評價為“以小人物的經歷命運再現抗戰時期昆明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巨大變遷”。李昆武說：“抗戰時期的昆明對藝術家來說有著非凡的吸引力，也是我作為親歷者后代不可回避需要承擔的一份責任。”
今年1月5日，云南政協報記者伏自文作品《戴安瀾將軍父子的隔世情緣》一文獲得 “中國夢·云南好故事”文字類作品唯一的特等獎。讀者和評委們認為，著名遠征軍將領戴安瀾與戴復東院士父子的故事蕩氣回腸，作品用文字的力量傳遞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愛國情、強國夢！
70年后的今天，我們再回顧“昆明往事”，常常血脈賁張，時間未曾中斷，記憶未曾中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夢想也不會中斷，回望澎湃奔騰的歷史發展進程，這座以開風氣之先而聞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更當感悟世界潮流之變，深思何以應之……
記者 雍明虹 李菊娟 張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