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抗戰大后方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特刊
劍掃風煙 挺立脊梁
在抗日戰爭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中，“大后方”一詞意味著支撐、意味著根基、意味著希望。抗戰初期，東部沿海地區相繼淪陷，炮火掃蕩破碎山河，民族陷于危難之中，處于中國西南腹地的云南以獨特的地理位置、堅韌的民族精神構筑起支撐全國抗戰的重要戰略大后方。
抗戰時期，淪陷區的機關、學校、工廠不斷涌入云南，總計入滇軍民100萬人以上。地處抗戰大后方的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召喚下，一方面毀家紓難支持前方抗戰，另一方面奮勇開發交通道路，建設軍事及民用工業，發展農業、商業、金融業及教育文化事業，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不可磨滅的貢獻。
生命通道
打通援華物資大動脈
抗戰初期，滇越鐵路成為當時我國西南地區最主要的運輸通道。大批內遷企業、工廠和學校的人員、物資都經由滇越鐵路進入大后方，大量來自海外和東部的抗戰物資和民用物資繞道滇越鐵路，由云南運入西南各省和其他內地省份。從1937年到1940年，滇越鐵路運輸物資130萬噸。在1940年日軍切斷滇越鐵路運輸以前，這條鐵路幾乎成為當時中國最為重要的國際通道。
1938年，云南各族兒女用汗水、血肉開辟出一條新的生存之路——滇緬公路。“這條蜿蜒上千公里的‘抗戰生命線’，在日軍封鎖中國沿海的危急時刻，打破了物資封鎖，在滇越鐵路和西北國際運輸線終止后，成為戰時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唯一陸上通道。”云南省檔案館國家級檔案專家殷俊燕介紹，滇緬公路戰略意義極其重大，其建成后外通緬甸的臘戍、曼德勒（瓦城）、仰光，內連川、康、黔、桂四省，直接關系著抗戰的前途，關系著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命運。
滇緬公路的修筑，浸透了云南各族人民的血與淚。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民工，在缺乏工程器械的條件下，自備糧服，日夜奮戰，僅用9個月就修通了這條史稱“輸血管”“國際大動脈”的戰略公路，創造了“驚世奇跡”。從1938年12月至1942年5月被切斷，通過滇緬公路運入中國的戰略物資共約49萬噸，承擔了當時全國抗戰物資90%的運輸量。
抗戰期間，滇越鐵路、滇緬公路、駝峰航線、中印公路、中印輸油管道……這些用云南人民汗水、鮮血乃至生命鑄就和保衛的運輸生命線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其中所展現的空前絕后的民族凝聚力，是愛國主義精神和抗戰精神最生動的體現，也是我們得以戰勝強敵最深厚的力量根源。”殷俊燕說。
文化堡壘
構筑民族精神高地
大后方的核心使命，更在于為國家保存和延續復興的種子。在云南師范大學教授、云南省中國近代史研究會名譽會長吳寶璋看來，西南聯大在滇聯合辦學，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抗戰爆發后，日軍視當時的中國為一盤散沙，甚至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而三個學校雖具有不同的教學理念，卻為了抗戰緊緊團結在一起，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辦學，是抗戰時期唯一聯合到底的學校。這在當時成為了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抵御外敵的精神象征。”吳寶璋說。
“3500公里的‘文化長征’，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學校師生，在極端艱苦條件下辦學，只為思考國家民族命運而存在。”西南聯大博物館館長李紅英感慨道，“在全民族的至暗時刻，這種精神力量匯聚成引領全民族砥礪前行的精神火炬，在西南邊疆構筑起凝聚人心、堅韌不屈的精神高地。”在民族危亡的時刻，西南聯大追求科學、民主、愛國理念，充分利用云南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環境，成為當時大后方愛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策源地，不僅保存了國家的文化和血脈，更深刻踐行了“文化抗戰”和“教育救國”的文化使命。
戰火紛飛中，聯大秉持“剛毅堅卓”的校訓，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弦歌不輟、育才救國，教授、學者們撰寫出版書籍百部以上。這些代表著當時中國學術界頂尖水平的研究成果，猶如民族復興大廈之文化根基的一磚一石，在西南邊疆筑起了一道新的文化長城。
工業基石
鑄就戰時經濟支撐點
當烽火席卷中國，無數支撐著抗戰物資命脈的工廠在轟炸中化為焦土，云南悄然崛起，用血肉與鋼鐵筑起一道工業長城，承擔起保障抗戰物資生產的艱巨使命。
抗日戰爭爆發后，一大批工廠、企業從沿海和內地紛紛南遷，起初以遷到重慶為主，但因重慶電力緊張，原材料供給困難，加之日本飛機轟炸頻繁，難以保證工廠、企業的正常生產。而云南偏居西南，還有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兩條國際運輸線，中央機器廠、中央電工器材廠等內地80余家企業、工廠紛紛遷滇。同時，云南鋼鐵廠、昆湖電廠、昆明化工廠等一批軍工相關企業相繼建成投產，云南很快成為全國抗戰制造槍炮、彈藥等兵器機械生產的堅固后方和保障基地，到抗戰結束時，全省已有600余家兵器工業企業。
為滿足國防所需，這些遷建至云南的工廠、企業，直接為抗戰前線生產了大量的輕重機槍、迫擊炮、炮彈等武器，生產了瞄準器、指南針、軍用通訊電纜、望遠鏡、測遠鏡等軍需用品；民用企業也生產了水泥、橡膠、酒精等一批批國防急需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線抗戰，為最終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自主修建滇緬公路，到頑強維持駝峰航線，從庇護來自全國的知識精英和文化瑰寶，到挺起抗戰中的工業脊梁……戰爭硝煙已經遠去，但云南作為抗戰大后方所承載的犧牲精神、奉獻精神、團結精神，早已融入各族人民血脈，將激勵著我們奮勇前進。
云南日報-云新聞記者 王世涵
抗戰故事>>
敵人來了有獵槍
成信江
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五十一兵工廠的建立，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程。1936年夏天，國民政府軍政部與捷克布魯諾兵工廠協商，捷克協助中國建廠，自行制造捷克7.9毫米輕機關槍。七七事變后，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捷克布魯諾兵工廠改變了計劃，隨后建廠之事中斷。1937年10月，丹麥麥德森公司向中國推銷7.9毫米輕重機槍，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派周典禮、楊文熙、費啟能、錢紹宋等6人到丹麥驗收并考察和學習制造方法，又派毛毅可、周典禮等向美國、德國、丹麥、捷克、瑞士各國訂購各種機器設備。
不久，國民政府決定自行建廠制造麥德森機槍，五十一兵工廠勘定在昆明海口的山沖（現昆明市西山區海口街道辦事處里仁社區）。1939年底，工廠的建設工程全面開工。不久兵工廠建設基本完成。1940年，因制造麥德森機槍的全套刀具及圖紙在遮放鎮被日本空軍炸毀，后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廠改為制造捷克式7.9毫米輕機槍。1941年6月，經過艱苦努力后，兵工廠終于試制生產出了100挺捷克式輕機槍。1941年9月1日，五十一兵工廠正式宣布成功建立。兵工廠沿山勢由4個山洞組成，山洞間有通道互相連接，廠內生產作業遠離市區，工廠十分隱蔽，敵機難以轟炸。
1941年12月26日，兵工署作出決定，將五十一兵工廠和二十二兵工廠合并為五十三兵工廠，并任命了周自新為五十三兵工廠廠長。兵工廠建立后，國民政府向丹麥麥德森公司購買了7.9毫米口徑的輕重兩用機槍全套設備、工藝、機床，制造麥德森輕重兩用機槍，又從歐美等國進口各種機器設備1000余臺，并聘請德國兵器專家做顧問，從同濟大學、重慶兵專畢業的學生和留學生中招募技術人員，吸納云南當地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才就業，主要生產抗日前線需要的捷式和蘇式輕重機槍，以及仿制國外先進的槍炮。至1945年共生產機關槍14900余挺，同時，還在廠內修理火炮970余門、輕重機槍8000余挺、步槍22000余支，制造了難以計數的軍工部件。
1942年1月，國民政府還將內遷昆明制造軍用光學器材的兵工署第二十二工廠和第五十一兵工廠合并，成立新的第五十三兵工廠，工廠除了生產望遠鏡外，還組織力量試造奧美特式迫擊炮瞄準鏡、法國勃朗特式瞄準鏡和瑞士威爾特式80厘米倒影測遠鏡，這些軍事光學鏡的相繼制成問世，使昆明成為中國生產第一代軍用光學儀器的基地，也使五十三兵工廠成為“國內唯一的軍用光學器材制造廠”，從工廠開始生產至抗戰勝利，累計生產輕機槍15000余挺、望遠鏡13000余架，迫擊炮瞄準鏡3700架，指南針27000萬具，并為中國遠征軍修理了近千門火炮、27000余支機步槍及數以萬計的光學器材、軍用雜件等。兵工廠的建立為抗戰勝利作出積極貢獻，得到盟軍及中國遠征軍的嘉獎。
抗戰內遷軍工企業在云南生產的時間雖然短暫，但是許多愛國知識志士、軍工專業技術人士，在抗戰中涌現的愛國強軍、鉆研軍事兵器、爭取全國抗戰勝利的精神，以及后來追求卓越軍工、立志富國強兵的美好愿望，在昆明工業技術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者單位:省委黨史研究室）
聲音>>
西南聯大：剛毅堅卓的報國路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云南師范大學西南聯大博物館《剛毅堅卓——西南聯大歷史展》迎來觀展熱潮。參觀者們通過博物館里實景化呈現的展覽，仿佛回到那段烽火歲月。
七七事變之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天津相繼淪陷。為保存中華民族教育與文化命脈，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被迫南遷，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隨著戰火蔓延，1938年2月，師生們分三路向云南進發，其中最艱苦的“步行團”跨越湘黔滇三省，跋涉3500里。三校于1938年4月遷至昆明，合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為當時全國文化教育的中心。一時學者專家云集，不少學術研究在這里開花結果，教育的種子在這里播撒，所培養的人才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物質匱乏卻催生精神豐饒。“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園，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辰光。”1938年在西南聯大校歌的創作階段，馮友蘭作為校歌校訓委員會主席寫下此曲，作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的勉詞。
西南聯大博物館館長李紅英剛到這里工作時曾困惑：“戰爭年代談何偉大？”隨著研究深入，她觸摸到聯大人超越苦難的遠見和堅韌。
馮友蘭在紀念碑文中預言：“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這些話語中，透出聯大人對抗戰勝利充滿了堅定的信念。“這種從戰爭中生發出來的生命力，于困難中選擇樂觀、堅韌的精神，正是西南聯大‘剛毅堅卓’校訓的內涵所在。”李紅英說。
條件艱苦卻激發報國之志。西南聯大在滇八年間，先后有約8000人就讀，其中有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2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以及大批蜚聲中外的杰出人才。更令人動容的是，聯大師生在國家危難時刻毅然投筆從戎，以身報國，以多種形式投身抗戰：1100余人從軍報國，奔赴抗日前線；400多名外文系學生擔任軍事翻譯。
如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靜靜地矗立在云南師范大學校園一隅，石碑正面，1100余字詳盡地敘述了西南聯大組建歷程、南遷經過及歷史意義。碑陰，刻著抗戰以來西南聯大從軍的834名學生的名字，讓后人永遠記住他們舍身報國的壯舉，堅信“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西南聯大師生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堅韌成長，在顛沛流離和敵寇轟炸中艱辛磨煉，用“讀書救國”踐行救亡圖存使命，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西南聯大在戰爭中展現的精神力量絲毫不亞于武器的鋒芒。在當代，這種在戰火中閃耀的思想光芒仍在延續，它教會我們如何在苦難中守護文明，在困境中堅持求索。”李紅英說。
云南日報-云新聞記者 王世涵 朱婧
滇緬公路：永不磨滅的生命線
殷俊燕
滇緬公路，是一條被譽為“筑路史奇跡”的公路，是載入中華民族抗戰歷史的代表性符號。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軍企圖依靠其海空軍優勢，封鎖中國沿海口岸。1937年8月，時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前往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提出“國際交通應早作準備，立即同時著手修筑滇緬鐵路和滇緬公路，直通印度洋”的提議。這一極具戰略眼光和前瞻性的計劃符合國民政府把川滇黔三省作為抗戰后方的構想，被迅速采納。
滇緬公路東起中國昆明，西由下關向西延伸，經漾濞、永平、保山、龍陵、芒市至畹町界河與緬甸臘戍連接，全長1146.1公里，中國境內959.4公里，緬甸境內186.7公里。其中昆明到下關為東段，已于1935年土路通車。西段由下關起，至中緬交界的畹町河止，全長547.8公里，為新修里程。
當山河破碎、國運危殆之際，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云南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以龍云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各民主黨派、各階層各界人士團結抗戰的良好局面。在全民族高漲的抗日救亡浪潮中，云南地方政府在各民族各階層人士支持下積極組織搶修滇緬公路。
1937年11月底，滇緬公路全線動工興建。云南筑路民工紛紛自帶口糧和工具，跋山涉水到工地，組成浩浩蕩蕩的筑路大軍，高峰期每天施工人數高達20萬人。由于嚴重缺乏工程機械，施工條件異常簡陋，加之當時青壯年大都開赴前線，征調而來的民工不分男女老少都來參加筑路。工地沒有住房，他們就用樹枝搭建臨時窩棚，風餐露宿，承擔超強度的勞作，以艱苦卓絕的努力創造了奇跡。據檔案文獻記載，至1939年7月“綜計滇緬公路由昆明至畹町，全長959公里，共有土方19983960立方米；石方1875497.055立方米；橋梁536座、跨徑267633米；石涵洞2198座、木涵洞1114座；擋土墻477.8米；鋪路碎石1108739.62立方米”，云南人民硬是用雙手開辟出一條抗戰國際大通道，震驚了世界。但滇緬公路艱巨的工程和特殊的地理、氣候環境，使得超過3000名修路民工死于爆破、墜崖、落江、土石塌方和瘧疾。
1938年8月底，滇緬公路貫通，這條蜿蜒于橫斷山脈的交通干道，成為中華民族抗戰的“生命線”。為掐斷這條“東方戰場的輸血管”，日軍在越南河內組建“滇緬路封鎖委員會”，從1940年10月開始，累計出動飛機400余架次，對滇緬公路進行大規模轟炸。滇緬公路沿線的云南各族兒女以不怕犧牲、頑強堅韌的護路精神，冒著敵機炮火，即炸即修，始終保證滇緬公路的暢通。據統計，從1938年12月到1942年5月，通過滇緬公路搶運進入中國的各種抗戰物資達49萬余噸，對中華民族抗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滇緬公路的貫通，也增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民抗戰的信心，為后續盟軍在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的合作打下了基礎。這條路不僅是抗戰時期中國對外陸上戰略運輸動脈，更是中華民族與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并肩作戰的象征。
抗戰的風煙已然散去，但云南各族人民眾志成城、共御外侮的愛國主義精神代代相傳，云南人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建立的不朽功勛值得永遠銘記。
（作者單位：云南省檔案館）
云南日報-云新聞編輯：趙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