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楊振寧的昆明歲月
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振寧先生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自1938年抵達云南昆明，至1945年赴美留學，楊振寧在昆明度過了8個年頭，其中在西南聯大學習6年。作為杰出校友，楊振寧曾多次坦言：“感謝西南聯大，它是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礎。”
“跑警報”，在廢墟中把書本挖出來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共同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臨時大學西遷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當年3月，楊振寧隨家人經歷漫長而困苦的旅程，輾轉抵達昆明。
父親楊武之先生在西南聯大數學系任教授，楊振寧進入昆華中學（今昆明市第一中學）讀高二。那時流離失所的中學生非常多，所以教育部門允許中學未畢業的學生以同等學力的資格參加大學入學考試。這年秋天，楊振寧報考了西南聯合大學。
在2萬名考生中，他以第二名的成績被錄取。他本來考的是化學系，但在入學考試前“借了一本高中物理教科書，閉門自修了幾個星期”，發現“物理更合口味”，入學后轉入物理系就讀。
踏進聯大校園，眼前的景象讓少年不禁愕然。楊振寧后來回憶：“聯大的教室是鐵皮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當之響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以后，滿是泥坑。……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要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
相比簡陋的校舍，烽火連天的環境更讓師生們感受到，戰爭硝煙并不遙遠。抗戰時期的昆明，空襲警報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楊家也不例外。有一次，日機轟炸昆明，楊家租的房屋被炸彈擊中，變成一片廢墟。萬幸的是，全家因躲進防空洞才免于災禍。
幾天后，楊振寧借了一把鐵鍬跑回去，翻挖半天才從廢墟里挖出幾本歪歪斜斜的書本，如獲至寶。為躲避轟炸，楊家隨后搬到昆明市西北郊的龍院村惠家大院，一住就是三年。
國難當頭，方寸書桌鮮有寧靜。在日軍轟炸的威脅下，聯大師生和教學機構被迫疏散各處，當時有人開玩笑說，“昆明有多大，西南聯大就有多大”。然而，只要警報一解除，師生們便立刻返回校園，繼續上課、做研究。
對楊振寧而言，西南聯大的求學歲月既是愉快的，也是艱辛的。他曾回憶：“戰時，中國大學的物質條件極差。然而，西南聯大的師生都精神振奮，以極嚴謹的態度治學，彌補了物質條件的不足。”
戰火紛飛的動蕩年代，“剛毅堅卓”的聯大精神浸潤著無數學子。一批批愛國青年發憤圖強，或出國留學，投身教育和科學；或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
在西南聯大博物館，能看到當年聯大師生以多種形式投身抗戰：1100余人從軍報國，奔赴抗日前線；400多名外文系學生擔任軍事翻譯；工學院增設《兵工學》《要塞建筑》等戰時課程，培養軍事技術人才；師生開展抗戰宣傳、募集捐款、代寫士兵家書……
茶館辯論，科學求真的種子萌發
戰時的西南聯大物質條件極為艱苦，但學術風氣非常好。師生們一同開創了一種風格，既自由又嚴謹。
西南聯大的教師陣容非常強大。教過楊振寧大一國文的老師，有朱自清、聞一多、羅常培、王力等先生。物理系的教師陣容也非常強，他的大一物理是跟趙忠堯先生念的，大二電磁學是跟吳有訓先生念的，大二力學則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
在聯大對楊振寧影響最深的兩位教授，則是吳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他跟著吳大猷教授做學士論文，研究對稱性在分子物理學中的應用；跟著王竹溪教授做碩士論文，則是關于統計力學領域的。
“這兩件事對我一生都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后來的工作，主要就是在這兩個領域。”楊振寧后來回憶，“這兩個領域在戰后整個物理學的發展中占有特別突出、重要的地位。”
同學之間的切磋也多有裨益。那時，西南聯大的校園內沒有供應飲用水的設備，因此昆明街頭的茶館成為聯大學生的“第二課堂”。由于研究生補助金不夠用，楊振寧、黃昆、張守廉三名同學一起到昆華中學兼職教書。三人出入相隨，經常在茶館、在校園、在路上高談闊論，被同學們稱為西南聯大“三劍客”。
有一次他們討論量子力學，爭辯“哥本哈根的解釋”是怎么回事，從茶館一直討論到宿舍，晚上10點熄燈后還躺在床上辯論。最后三個人起來把蠟燭點了，翻看海森伯寫的《量子論的物理原理》，看看到底搞懂了沒有。這個故事三人數十年后都記憶猶新。
后來憶及聯大往事，楊振寧曾說：“我們的生活是十分簡單的，喝茶時加一盤花生米已經是一種奢侈的享受。可是我們并不覺得苦楚：我們沒有更多物質上的追求和欲望。我們也不覺得頹喪：我們有著獲得知識的滿足和快慰。這種十分簡單的生活卻影響了我們對物理的認識，形成了我們對物理工作的愛憎，從而給我們以后的研究歷程奠定了基礎，這是我們當時所沒有認識到的。”
由家及國，奉獻擔當貫穿一生
雖然父親是西南聯大教授，但由于當時通貨膨脹，楊家生活一度十分困難。
作為家中長子，楊振寧在戰亂中早早承擔起家庭的責任。在昆明西郊龍院村惠家大院居住時，為鼓勵四個弟妹多念書，他制定“紅點規則”：誰念書好、聽母親的話、幫助做家務、不打架搗亂，就給誰記紅點。
一周下來，有三個紅點的孩子，就可以得到獎勵——由他騎自行車帶去城里看一次電影。楊振寧周末從聯大回到家中，鄰居孩子們都喜歡聚到楊家來，聽他講英譯的《金銀島》《最后的莫西干人》等故事。
1945年春，為貼補家用，楊振寧還外出兼職，給在昆明的部分美軍官兵教中文，每周教3小時。
這種對家庭的責任感，貫穿了楊振寧的一生，也體現在他后來對祖國科教事業的關心和貢獻中。
1945年8月，楊振寧考上了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由于“凡錄取各生應在原機關服務留待后信”，他在一年的留待期里赴西南聯大附中代課。楊振寧同時任高一、高二兩個年級的數學課。他的學生中，有聞一多之子聞立鶴、《紅巖》作者之一的羅廣斌等。
8月28日，經多方爭取，楊振寧終于啟程赴美留學，結束了他在昆明8年的生活。那天清早，一大家子陪著楊振寧在拓東路等待去巫家壩機場的公共汽車。等了一個多鐘頭，車始終沒有發動，楊振寧猛然發現父親還站在原地，瘦弱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發已顯斑白。楊振寧忍了一早上的淚水，此刻奪眶而出。
赴美留學后，楊振寧開啟了物理科學的不懈求索。1957年12月10日，35歲的楊振寧和31歲的李政道登上了諾貝爾獎領獎臺。得獎后，楊振寧始終認為，他一切成就的基礎都來自西南聯大。
故地重游，深情寄望這片土地
楊振寧始終保持著對昆明的深厚感情。在內心深處，昆明是他的第二故鄉。他曾多次回到母校所在地——云南師范大學（西南聯大在昆舊址）訪問。晚年在回首昆明求學的這段歲月，楊振寧曾深情地說：“我的基礎應該說是在昆明打好的，我的基礎理論是在西南聯大打好的，研究方向也是在這里明確的……所以昆明是我年輕成長的地方，我多年來一直懷念昆明。”
2008年11月，86歲的楊振寧重返昆明，參加西南聯大70周年校慶活動。在云南師范大學校園里，他對現場聽眾說：“在這個校園里，我第一次進了大學。四年本科，兩年研究生，一年在聯大附中教書。這七年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七年。”
就在那幾天，楊振寧帶著夫人翁帆走訪了文化巷27號（原11號）故居和惠家大院，從云南師范大學正門步行，沿一二一大街重走當年的上學路。翁帆說：“他平時很少講這么多話，這次在昆明，他特別興奮。”
西南聯大培養的家國情懷深深影響了楊振寧的人生選擇。1971年，當得知中國不再是“禁止去的國家”后，他毫不猶豫地申請回國。此后，他積極搭建中美學術交流的橋梁，晚年毅然回國工作，為祖國科教事業貢獻力量。
2013年10月，91歲高齡的楊振寧再返昆明，參加云南師范大學“武之樓”命名暨楊武之塑像揭幕儀式，并在西南聯大校友友誼林栽下一株國槐樹。
那次昆明之行，楊振寧不僅深情回憶了聯大求學歲月，還以其治學心得勉勵青年學子：“堅持直覺、開放思想，不要放棄好想法。”
斯人已逝，風范長存。他留下的科學遺產和秉持的報國精神，必將激勵一代代中國人在科學道路上砥礪前行。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伍曉陽 嚴勇）
云南日報-云新聞編輯：陳潔
